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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汶川地震6个月以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高达9.7%左右，而“非典”两年后有10%左右的受灾人群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如果遭遇亲人去世，个体创伤会持续更久。要彻底战胜疫情，长期心理防疫松不得。"
3月10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，要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，尤其是要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属、病亡者家属等的心理疏导工作。
这已经不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强调心理疏导工作。3月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指出，病人心理康复需要一个过程，很多隔离在家的群众时间长了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，病亡者家属也需要心理疏导，“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，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”。
2月初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，在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时也强调，要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，有针对性做好人文关怀。
随着防疫形势趋于平稳，持续一段时间的集体性应激反应期已近尾声，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担忧逐渐减弱。但心理精神科专家认为，战“疫”胜利在望的阶段，不同人群的心理差异性会逐渐显现，大家会进入一个更复杂的心理换档期。在此背景下，我们仍需全力打好心理防疫战。
细观近期发生的不少新闻事件，从被封锁多日的武汉小区居民的呐喊，到网课大潮中“无声”的贫困学生，从因抢救失败而痛哭的医生，到痛悼亲人的幸存者……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真实的痛楚、一种情绪的暗涌。在心理学上，这些就是紧急公共事件后常见的社会心理振荡。而我们每个人经历的心理和情绪变化，就是这种振荡的“个体版”。
我们必须正视心理换档期并尽快采取行动，尽可能减少社会心理损耗，否则，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速度，让整个社会付出沉重代价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据有关统计，2003年“非典”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中，医疗直接支出只占整体的一小部分，有很大一部分经济损失，都与疫情影响社会心理导致的连锁反应有关。这一点，“9·11事件”“马航MH370事件”等同样有前鉴。
彻底战胜疫情，长期心理防疫松不得。数据显示，汶川地震6个月以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高达9.7%左右，而“非典”两年后有10%左右的受灾人群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如果遭遇亲人去世，个体创伤会持续更久。在不同阶段，医护群体及亲属也会遭遇不同的心理问题。应对这种级别的灾难，精神心理专业人员的援助和跟踪回访可能长达数年乃至十几年。这些都必须有顶层设计安排作为保证。
从公共应急事件角度来看，我们应高度重视对整个社会心理的干预，帮助公众回归常态。及时的社会心理干预，可以避免出现两种极端状态，即持续性过度焦虑和报复性补偿行为。这两点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苗头，比如，有网民开玩笑说“等疫情结束了，武汉人要‘报复性消费’”。这两种状态无助于社会生活恢复，反而可能造成更大损失。
企业机关单位同样要注意跨过“心理关”。员工在习惯性倦怠和渴望回归正常的心态间“横跳”，团队因为长期停摆、警戒心上升而产生冲突等，背后都有心理学的因素。负责人和老板不用成为心理专家，但不妨在组织层面多注重团队及员工心理重建，提振士气，凝聚人心。
心理防疫也是重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契机。此次疫情中，社区、企业单位、学校发挥了“最小细胞”的疏导作用，作用有目共睹。但是，老人、儿童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及农村人口可能因为缺少求助渠道，其心理风险“不能很好地被看见”。这提醒我们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已迫在眉睫，要从人员、机制、财政上看得见投入，摸得着成效。
对于公众来说，疫情不仅是一场生命教育，也是一场心理教育。诚然，每个人都面临不同的困难，但学会分割情绪、聚焦具体问题是每个人都能尝试的心理自救。我们应抛弃对心理问题的“病耻感”，如果你的情绪已影响正常生活，寻求专业心理干预和辅导是“聪明”的做法。
我们要始终记住，所有关于疫情的宏大叙事，都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和记忆构成的。心理防疫修补的，正是那些黯淡下去的色彩、缺失的黑洞。关注民生，倾听民声，离不开筑牢心理防疫这一道堤坝。